“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当是地方官员的追求。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则是对不作为、乱作为的为官者的鞭挞。读唐代孙樵《书何易于》一文,深感唐代四川益昌令何易于坚持的“四不”,颇给人以教益。
“不屈从上命”。上令下从、服从领导,是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然而,若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唯令是从,就可能逾矩违法。只有头脑清醒、以民为本、依法履职,才能自立自强,裨补上级的疏漏。何易于作为益昌令,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冒着受惩罚的风险,对搜刮民脂民膏、征收茶税的天子诏书,抗命不遵,“纵火焚之”。其过激行为如遇天子一怒,后果不堪设想。幸而得到观察使的谅解,“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倘何易于不加分析地执行税令,百姓不堪其苦而奋起抗争,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不奉承上司”。有人信奉“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对上司投其所好、送钱送物,混到时候自然会升官。比如,吕不韦靠送钱送女人,谋取了文信侯、相国等高位,成为秦始皇的“仲父”。然而,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的功名,往往是一剂毒药,吕不韦最终因祸自杀。何易于则不然,他接待来往官员都是“传符外一无所与”,更不去跑和送。刺史崔朴带随从乘船春游路过益昌,征用民力拉船,何易于竟以考虑“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亲自“腰笏引舟上下”讽谏,弄得刺史十分狼狈,“与客跳出舟、偕骑还去”。有何易于这种“前车之鉴”,其他官员也就不再到益昌“视察”扰民了。
“不祸害百姓”。滥用民力、制造政绩,是不良官员的惯用伎俩。有的官员好搞“形象工程”,积累政治资本,为升迁铺路。何易于则是“治益昌三年,狱无系民,民不知役”,当地没有盗贼,收税不催逼百姓,自出俸钱应对徭役,体恤孤弱,经常“问政得失”。他外出办公,“道从不过三人”。何易于“廉约如是”,得到了百姓拥戴;因他在朝廷考核时被评为“中上”,就有百姓为他评功摆好、鸣不平。
“不经营关系”。上谄下交、左右逢源,是有些官员保官的手段。有的官员为能在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热衷于拉关系,经营“关系网”。比如,权臣严嵩很善于笼络皇帝身边的亲信。看到皇帝眷念被革职的夏言时,严嵩明知夏言瞧不起自己,仍主动提出启用夏言。上朝时,他对皇帝身边的太监也拱手传情,修好关系。而何易于却正气凛然,从不因私接待来往官员,对不知农时的直接领导———刺史也不留情面,自然不能使其为自己升官“说好话”。何易于当了几年益昌令,只能平调去当罗江令;到任后仍然我行我素,“其治视益昌”。
“不屈从上命、不奉承上司、不祸害百姓、不经营关系”的何易于,虽然不能升官,却在百姓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作者 杜之平)
来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