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1817—1892年)，字丹初，陕西朝邑(今大荔)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历任郎中、山东盐运使、湖北巡抚、山西巡抚、工部右侍郎、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职。阎敬铭所处的时代，正值清王朝江河日下，官场极端腐败之时，然而他却一直主张去奢崇俭，并能做到为政清廉，留下了“廉洁”的美名。
        阎敬铭不仅自己俭朴，而且在工作中大力提倡去奢崇俭。咸丰九年(1859年)，阎敬铭任户部主事时，因为俭朴有闻，当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特奏请调其赴鄂总习粮台营务。到任之后，他办理军需，一切本着俭节的原则，力戒奢侈，以致“杜弊严，斯小人怨；植节峻，则同官猜”。然而“流俗之讥评，究无损于清望”。由于他“崇尚俭朴，风为之变”。
        光绪初年，阎敬铭任山西巡抚。抵任之前，他对其亲友说：“宜多携褡裢布。”因为山西地方贫困，百姓生活艰苦，为了表示与百姓同甘共苦，因此阎敬铭特意嘱咐亲友多准备些褡裢布。这种布价格便宜，而且粗厚耐用。到达山西之后，阎敬铭首先以褡裢布做了一件袍褂穿在身上，其属下亦多仿效之。一次，有位属员依照阎敬铭所做袍褂式样用绸缎做了一件，阎敬铭看到之后，非常恼火，斥之日：“方今地方贫困，汝辈何尚奢侈，审如此者，必多财，可捐资充军饷。”属员连连认错，遂亦改用褡裢布做了件袍褂。在阎敬铭的影响下，衙署上下无敢奢侈者。
        阎敬铭不仅穿着俭朴，平日所食，只有粗茶淡饭，即使请客，也毫不铺张。一次，新学政上任，阎敬铭设家宴招待。“所设皆草具，中一碟为干烧饼也，文介(阎敬铭谥号)擘而啖之，若有余味”。而那位学政大人却根本咽不下去，以至“终席不下一箸”，后勉强吃下白饭半碗。事后，学政大人对人讲：“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阎敬铭一生质朴，任官多年，一直穿一件布袍，不管周围人如何评论，他都毫不在乎，以至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一位朝廷大员，而“望之若老儒”。他不论在何处任职，总要在衙署大堂之后安一纺机，让其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对此，有人不以为然，有人暗中讥笑他。可阎敬铭却以此为荣，他曾多次指着自己的棉袍向僚属炫耀说：“此中之絮，内人所手弹也。”
        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阎敬铭官拜户部尚书。光绪十年三月，擢为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五月升协办大学士，次年十一月升大学士，分管户部。自接管户部后，即着手清理国库的银粮账目、整顿部务，反贪防贪，不遗余力。
        光绪十四年五月的一天，阎敬铭走进光绪帝书房，见堆有一堆小皮箱，就问皇上买这些小皮箱来干什么，光绪帝说是让内务府买来作为随手赏赐用的。阎说：“这种小皮箱最多不过五两银子一只，皇上用作赏赐，是不是轻了一点?”光绪帝说：“谁说五两银子一只?内务府的人说是六十两银子一只，怎么能说轻?”阎又说：“他们欺骗皇上了，这种小皮箱哪里用得了六十两?臣在市面经常见的，确实是五两银子一只，不信，臣给您买几只试试?”光绪帝一向倚重阎敬铭，此时也将信将疑，就说：“好!给你五百两，给我买一百只。若真能买到。朕将严办内务府这帮漫天虚报物价的小人!”阎满有把握地说：“遵旨。臣这就安排人去办。”然而，阎敬铭派的人跑遍京师九城，却连一只小皮箱也未买到。所有的皮箱店，不是关了门，就是将货藏了起来。问其原因，说是有人关照了：三天之内不许卖，谁卖了，谁就别想在京城立足。所以，打破头他们也不敢卖。阎得知后，明白是内务府的人在背后捣鬼。内务府是满洲上层贵族的世袭领地，不好硬碰，于是他只好请求皇上延期三天，再派人到天津去买。不想，天津也像北京一样，依然没人敢卖皮箱给他们。阎审时度势，深感自己低估了这事的难度。内务府一手遮天，势力太大了，自己孤掌难鸣，只有忍下这口气。便赶快上章向皇上请罪。内务府的人胜了，明明抬高了10多倍的价钱，却没有人敢于查究到底。不仅如此，他们挫败了阎敬铭还不肯罢休，又一再在光绪帝面前进谗言。阎只好以年老多病为由，自请退职。光绪帝也只能迁就内务府，于光绪十四年七月谕令将阎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