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王导晚年为相,“略不复省事”,日饮醇酒,行事不谨,多误朝事,时人常有“愦愦”之讥。或告之,导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大意是说,现在大家说他老糊涂,后人却会想念这种糊涂。
此语令人甚为不解。当糊涂官,办糊涂事,实在不能说是什么光彩之事。而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丞相,何出如此之言?
查阅史料可知,东晋王朝是由逃往江南的西晋政权的贵族官僚与南方豪绅共同拥戴司马氏而建立起来的,其门阀士族特权有了新的发展,并与北方的一些游牧部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为了稳定东晋偏安局面,调和大族间的矛盾,王导不得不采取事从宽简、无为而治的办法,否则,不仅其丞相之位难以坐稳,就连东晋的局势也很难安定。由此看来,王导表面上愦愦为政,稀里糊涂,实则是务存大体,“难得糊涂”。
而今也有个别干部,从表面看,似乎得了王丞相的“衣钵真传”,调和矛盾他不会,视而不见是好手;解决问题他不懂,装聋作哑是高招;党纪国法他不知,敷衍塞责是强项……不仅把这“装糊涂”的本事学了个十足十,还美其名曰“难得糊涂”。
话说这“难得糊涂”,倒确实有番来历。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有一年在山东莱州云峰山观摩郑文公碑,借宿于山中茅屋。屋主乃一儒翁,自称“糊涂老人”。老人家中有块极品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美,连郑板桥也啧啧称赞。老人请他留下墨宝以便刻于砚背,于是郑板桥以“糊涂”为引,题下了“难得糊涂”四字。老人为这四字题写了一段跋语:“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宝贵之门也。”他用了一块方印,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观之大惊,知是遇上雅士,于是又补写了一段话:“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
从郑先生的“糊涂论”中不难发现,“难得糊涂”其中真意,并非一些官员所信奉的“官场太极”,而是对纷繁世事的通透领悟,对风云变幻的超然态度,是在细枝末节上不计较、大是大非前不糊涂的一种精神境界和人生智慧。反观那些拿“难得糊涂”当为官箴言的少数人,又有几人对此有真切领悟?在“难得糊涂”的盾牌后面,藏着“无过便是功”的消极逻辑,躲着明哲保身的利己主义,甚至护着一批“假高深、真糊涂”的“草包官员”———既无真才实学,又无领导智慧,与其做多错多,不如不做不错,反倒皆大欢喜。
当然,“糊涂官员”并不多,但也不能因此小觑“糊涂治世”的危害。不论是治理一方还是管辖一个部门,“糊涂”而治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得表面的稳定,但在这风平浪静的假象背后,暗流汹涌,漩涡遍布,矛盾和问题日久月深,即使后来者有心解决,却也积重难返,终将妨害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大局。
要达到“难得糊涂”这一境界,非饱览世事历经风雨而不可及,那么在此之前,不妨还是做个清白人、明白官,切莫装糊涂反被糊涂误,自作聪明成了个真糊涂!(作者 木言 陈心前)
来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