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就在全国人民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时，中国的许多城市却面临着物价飞涨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才半个月，以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为先导，全国物价开始猛涨。在当时一片混乱的局势下，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却不一定能“马上治天下”。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则趁机作乱，并不无讥讽地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收拾残局，一场经济战役悄然打响
    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多年内战之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已不容乐观。国民党在败退台湾时，又把金银财宝席卷到台湾，这对中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之初，最要紧的是要安定民心，而安定民心就必须尽快稳定飞涨的物价。
1949年10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仍有一些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中国，由于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财政收入很少，再加上财税分散，中央统不上来地方的收入。可是前方打仗要用钱，后方恢复生产、安置旧军政人员和失业人员也要用钱。入少出多，致使中央财政收支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共中央经过仔细分析，得出物价上涨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造成的后果。仅从7月到10月，货币发行量就由2800亿元增加到11000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部分地区还存在特殊情况，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而造成这次物价飞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新建立的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里，由于国民党政府多年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他们囤积居奇，兴风作浪。
1949年11月1日到5日，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简称）紧急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常务会议。因陈云在财经方面的特殊才能，毛泽东委任陈云主持会议，陈云同与会者一起分析了物价猛涨的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
    通过分析，陈云发现当时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拥有这样的实力已可以削弱通胀。但如果抛售的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当，特别是物价仍在猛涨时抛售，仍会成为杯水车薪，致使整个消除通胀的计划功亏一篑。
    陈云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一定要慎重，要选准时机。陈云具体分析了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得出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的结论，从而确立了出手的最佳时机。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可以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了。
    打蛇打七寸，处事分轻重。陈云认为，要抑制飞涨的物价，首先要从稳定粮价开始，解决了吃饭的大事，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当时，用于平抑粮价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陈云再三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要解决穿衣问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到西安。
    1949年11月13日，陈云向各地下达了十二条指令：第一条是稳住物价的目标，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第二至第五条是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第六至第十二条为紧缩银根的指令。
    陈云起草的这份电报稿经周恩来交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同意执行此计划。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指挥若定，一举平息涨价风潮

  　1949年11月20日，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国营机构，按照中央的计划逐步提高贸易公司商品牌价，到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投机分子果然中计，还在不顾死活地继续吃进，头寸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1949年11月25日，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这次投机分子面对的是人民政府统一的、有计划的行动。由于有了坚强的资金、物资后盾，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分子开始的时候还强撑着吃进，但随着国营公司越抛越多，越抛越快，他们终于吃得撑破了肚皮。眼见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投机分子才知大事不妙，这才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此役让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而这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对其加紧征税，不得迟交。同时，全国各地严格取缔地下钱庄，以截断投机分子的资金来源。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沉重打击了投机资本。12月14日，中财委向中央报告，根据掌握的物资力量，并照顾到继续发行货币的情况，“目前全国各地物价在中财委统一直接指挥，一致行动下，已基本上稳定到2.2倍的标准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场“米棉之战”，打出了共产党执政的威望，让当时的工商界人士甚为佩服。当时上海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始料不及的。经米棉之战，投机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分子利用上海市场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造成的恐慌心理，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第四次物价风波。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生产和粮食的全国大调运，迅速稳定了物价，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物价涨风。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这时，除台湾和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大批的解放军战士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退伍回乡参加经济建设。同时，我国工农业生产也迅速恢复。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了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在财经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财经部门合理安排收支，缩小了财政赤字
    金融奇才，毛泽东给予陈云高度评价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一个泱泱大国，要稳定物价，归根到底离不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如果各个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封锁，要稳定物价是不可能的。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陈云立刻开始安排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搜集材料，部署工作，因为只有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财税才能增加。
    陈云向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意见，他诚恳地说：“11月5日起开始召开专业会议，这三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这些专业会议，还初步统一了对税政、盐政、粮政、邮政、农政、水政、林政、金融和贸易等工作的领导，统一财经的条件已逐步成熟。1950年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陈云主持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初稿，并进行了两次修改。会议期间恰逢旧历年关，大年三十，陈云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长研究工作，临别时陈云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抑制通货膨胀和集中力量发展中国经济。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结束了中国长达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金融物价状况开始好转。
陈云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了全国财经工作，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对此，毛泽东评价陈云是“金融奇才”。

来自：《世纪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