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两汉之交崔篆所著的《御史箴》已佚,仅存“简上霜凝,笔端风起”这两句。不过管中窥豹,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崔篆对“箴”这一文体的重视,以及对御史这一官职的尊崇。
箴文,作为一种以劝诫为主要功能的特定文体,夏、商已经出现。有的是君王的自诫,比如传为大禹所作的《夏箴》,也有的是大臣向君王的劝箴,如虞人为劝君王戒田猎而作的《虞箴》。箴文之兴,周朝甚至出现专为君王收集献箴的官职“少师”,“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御史,职司监察,在秦汉时代,其负责人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地位举足轻重。向君王献箴,无论御史本人或者以御史的名义,都不应缺席。不过,揆诸史料,西汉之前未见《御史箴》,西汉扬雄以地方官员和朝廷官员名义而作的《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现存官箴篇目中也无一涉及御史,亡佚篇目更是无从查询。
补此遗憾的是崔篆。崔氏一门以文学著称,当时有“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之誉,撰写箴文,史有记载的,除了崔篆的《御史箴》,还有其后代崔骃《大理箴》、崔瑗《叙箴》《司隶校尉箴》等十篇箴文、崔琦《外戚箴》、崔寔《谏议大夫箴》等。尽管崔篆《御史箴》成于何时难以确定,具体内容难以探知,但揆诸目前史料,它的的确确是现存最早的《御史箴》。
崔篆《御史箴》仅留“简上霜凝,笔端风起”两句。崔篆所处的时代,奏章仍写在竹简上,御史持简上朝,要把问题说到点上,穴位刺到痛处,一针见血,绝不能含含糊糊,遮遮掩掩,也不能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更不能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笔端风起是指御史奋笔疾书的状态,问题急迫,心中急虑,下笔急速,反映到奏章上,风雷迅猛,势不可当。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既写出了御史这一职位的特点,也写出了御史这一官员的特征,御史既要能精准发现问题,也要能勇于担当善于担当。
历经变迁,流传至今,这八个字不仅成为崔篆《御史箴》的指代,更成为御史的象征。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中将此八字作为奏章的标准,在提出奏章旨在“明宪清国”后,罗列周、秦、汉奏章特点,强调御史“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唐徐坚等在《初学记·职官部下》以此八字诠释御史大夫的品质,柳宗元写给曾经同为监察御史友人的诗句“执简宁循枉,持书每去邪”中,也化用此意。
文字的背后是人。崔篆虽未担任过御史,却有着如御史一样的情怀和担当。其时王莽篡位,社会动荡,朝野不宁,崔篆担任郡守,看到县里刑罚残酷,吏缘为奸,冤狱横行,监牢人满,决定为受诬者平反,释放两千多人。其僚属不敢承担相关责任,十分害怕,叩求他收回成命,劝他说:“君诚仁者,然今独君为君子,将有悔乎!”崔篆回答说:“吾无悔,若杀吾而赎二千人,何悔之有。”崔篆敢作敢当,虽多次被举荐,多次被委以重任,但他不愿同流合污,主动请辞,“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最终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有《周易林》《慰志赋》等。
《御史箴》并非向壁虚造。崔篆祖父崔朝曾担任过侍御史,父亲崔舒历任四郡太守,均有贤能之名。不过,王莽执政后,崔氏政声不佳,一方面是王莽极尽拉拢之能事,许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崔篆兄长崔发等主动攀附,如建议王莽修建九庙,靡费巨资,徒死者以万数,崔发后来任大司空,一时权势滔天。崔篆撰写《御史箴》,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或多或少有规劝兄长的良苦用心,希望崔发立定脚跟,洁身自好,以历史上的御史大夫观照自己,不愧对汉朝,不愧对良心,不愧对百姓。遗憾的是,崔发缺乏弟弟的担当和情怀,他奉迎王莽唯恐不及,后来果然也和王莽一样死于非命。
历史是公平的。趋承附随的,蹿跳一时,势不能长久,正直担当的,往往能经受住历史考验。大浪淘沙,沉者为金。崔篆留下的《御史箴》,尽管只剩“简上霜凝,笔端风起”,却言简意深,余味无穷。(赵建国)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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