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在抛洒热血、视死如归的关头,不少烈士吟出了惊天动地的就义诗篇,蕴含着伟大的信仰力量。
1934年冬,抗日名将吉鸿昌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判处枪决。在刑场上,吉鸿昌镇定从容,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正气浩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抗日大业,是救亡图存,诗中既有早已置自身性命于度外的豪情,又有国难当头、敌寇未灭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愤与遗憾。写完诗后,吉鸿昌不愿跪着挨枪,也不愿背着挨枪,坐在椅子上正面迎着子弹坦然牺牲。
朱也赤是粤西早期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他本来叫朱朝柱,1925年入党后改名为朱也赤。1927年,为配合广州起义,他参与组织了怀乡起义,起义取得胜利,正打算进攻信宜县城时,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反动派气焰大涨,对起义军展开了进攻。朱也赤带领起义军战斗五天五夜,遭到失败。后来,他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入狱,任凭反动派如何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朱也赤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死亡,朱也赤吟诵道:“为主义牺牲,为工农死节。不负天地生,无污父母血!何呜咽?何呜咽?壮哉十六再回头,破碎山河待建设。”山河怀悲,云天含泪,谁能不为这赤胆忠魂感染。作为共产党人,为谁生,为谁死,爱着谁,恨着谁,心中无比坚定,句句分明,字字至诚。
“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首诗是烈士杨超在就义时高声朗诵的,其诗壮烈激昂,充满了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革命决心。满天的雪花可以见证,烈士的鲜血也可以见证,革命者既是不怕死的,也是杀不尽的。杨超21岁在北京大学入党,1927年12月在南昌被反动派杀害,年仅23岁。
比杨超早一个月在南昌牺牲的烈士帅开甲亦有一首就义诗,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民多菜色仕多讧,敢把头颅试剑锋。记取豫章城下血,他年化作杜鹃红。”在百姓多灾多难之际,作为有志青年岂能袖手旁观?革命总是伴随着流血牺牲的,但革命者的血不能白流,也不会白流,烈士倒下的土地,他日定会开出绚丽的花朵!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烈士们用精魂凝成的就义诗,不仅闪耀着坚定的信念,还往往流露出平生的夙愿。大别山的儿子王幼安,1927年底在组织黄麻起义时被捕,次年牺牲,他写下就义诗,“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残攫我来。世界工农全秉政,甘心直上断头台。”他回顾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哺育,将天下劳苦工农翻身当作己任,只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救民于水火,个人的生死又有何妨?
烈士们慷慨写下的就义诗是不朽的,他们当年的求独立要自强的愿望,今天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李昊轩)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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