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是假的，调解是假的，只有执行是真的

　　法庭庭长炮制虚假诉讼获刑

　　法制周报记者 雷鸿涛 实习生 李文婷

　　在原告、被告均未到庭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法官却制作了《民事调解书》《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发生了。

　　从2010年9月30日起，广东省深圳市开始实施住房限购政策。为帮助不符合“限购”政策的买卖双方过户，深圳一房地产中介和湖南一律师走起了歪门邪道：他们利用虚假诉讼，让法官出具法律文书，再通过强制过户手续，为购房者办理过户，并从中牟利。

　　11月25日，《法制周报》记者独家获悉：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城前岭开发区人民法庭原庭长袁某、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原书记员李某，因滥用职权，违法办理虚假诉讼案件，一审分别获刑两年六个月、一年，缓刑二年。近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破限”歪招

　　根据深圳市住房限购政策规定：对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2套住房;对能提供在深圳市1年以上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暂停超出上述条件的居民家庭在深圳市购房。

　　贲女士现住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汇港名苑。2012年，她通过深圳一家房屋中介公司，以117万元的价格从他人手中购买了此房屋。不过，根据当时深圳市住房限购政策，贲女士并不符合深圳购房政策。既然不符合购房政策，那么，贲女士是如何成功购房的呢?

　　张某(另案处理)，系深圳市汇鑫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了解到本市有些房产中介机构通过外地法院进行虚假债务诉讼、申请执行的方式，规避住房限购政策为房屋买卖双方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于是，2012年上半年，他找到了湖南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某(另案处理)，以及上述庭长袁某、执行局书记员李某。

　　众人商定：第一步，由张某提供房屋买卖双方身份信息、借条、民事诉状等虚假诉讼材料。

　　第二步，李某到郴州市北湖区法院立案，代理费为每件1000元。李某与袁某商定采用虚假民事诉讼的方式，按照开发区法庭管辖的范围，将虚假诉讼的被告方地址写在该庭的管辖范围内，便于立案庭将案件分至该庭审理。

　　第三步，袁某根据律师提供的材料，制作具有以房抵债内容的《民事调解书》《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第四步，袁某或李某拿着法律文书到深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执行，帮助房屋买卖双方办理过户手续。

　　据市民贲女士的证言，她买房就是通过深圳一家中介购置成功的。在这一过程中，房屋中介拿出准备好的文书要她签字，包括《民事起诉状》《开庭笔录》《执行和解协议》等等。事实上，她不认识李某，也没有接到过法院的传票和电话通知，更谈不上参与庭审或者调解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案子是如何审理的?

　　只有执行是真的

　　庭审是假，调解是假，只有执行是真的。

　　经法院审理查明，涉案法庭原庭长袁某参与炮制的虚假诉讼共31起。据其供述：其所办理的以房抵债案，他明知这些案件不在开发区法庭的管辖权范围内。他在受理案件后，也没有审核原、被告的身份、住址情况。甚至，诉讼中原、被告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出庭参与诉讼。

　　在程序方面，袁某没有按照《民诉法》规定，向原告送达《受案通知书》，向被告送达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也没有向原被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和《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书。而且，他在未通知且当事人未到庭的情况下，制作开庭笔录，对案件违规审判。

　　在法律文书方面，送达方式不真实、程序不合法，有多种法律文书一起送达的情况，法律文书上有冒签和补签的情况等。

　　实际上，袁某在明知李某提交的和解协议明显违反限购政策和逃避税款，仍然办理这些“案件”，并制作《民事调解书》和《执行裁定书》。

　　2012年5月份至2013年1月份期间，袁某采取上述方式制作《民事调解书》31份，其中具有以房抵债内容的有15份。

　　此后，袁某违规将上述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书带至深圳市，让房屋买卖双方补签名，并向深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制发《协助执行通知书》，再去深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送达《民事调解书》或《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该中心只得按照虚假的法律文书，将相关房产产权办理过户手续。

　　“请”人执行

　　2012年8月份后，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内部规定：《民事调解书》凡是体现以房抵债内容的，需要分管院领导签发。为规避这一规定，袁某后制作的16份《民事调解书》未体现以房抵债内容，而是在执行程序时制作了10份体现以房抵债内容的《执行裁定书》。

　　这26份体现以房抵债内容的法律文书，袁某均制作了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3年1月份，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规定执行案件统一归该院执行局办理。当时，尚有6件虚假诉讼案件，袁已经制作好了《民事调解书》，但没有职权再制作《执行裁定书》。为此，袁某和李某找到了北湖区法院执行局书记员李某帮忙。

　　李某根据袁某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制作了6份具有以房抵债内容的《执行裁定书》以及6份《协助执行通知书》。后赶赴深圳市执行。

　　至案发时止，深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已按上述法律文书，办理房产过户手续，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共计1，885，432.18元。

　　2013年11月27日，袁某、李某主动到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检察院投案，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同类虚假诉讼频发

　　记者获悉，庭长袁某、书记员李某之所以参与炮制虚假诉讼，是因为这两人之前和涉案的律师李某系同事，关系较好，“顾忌私人感情”。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在房产限购、车牌限购的背景下，法官炮制虚假诉讼并不罕见。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认为，法官参与炮制虚假诉讼，不仅仅是司法品格的缺失，更是司法腐败的表现，其危害远远大于普通人参与虚假诉讼。

　　黄捷说，从此案可以看出，一些法院对法官的监督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对法官的管理也存在漏洞。袁某炮制的虚假诉讼中，有些审执未分离。黄捷分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确定了“审执分离”改革的基本精神和方向。审执如果不分离，就可能出现利益勾连。审判权如果在制度上不能超脱、中立，就可能导致执行权被利用牟利，实现不法目的。

来自：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