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梅贻琦对人很有礼貌，寡言而重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从无疾言愠色。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每当有人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时，他总是颔首微笑“吾从众”，这句话也成了梅贻琦的口头禅。事实上，一句“吾从众”，并非他没有自己坚守的东西去随波逐流，充当无主张的“老好人”，相反，他坚持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希望人尽其才，民主治校。

　　不爱说话，甚至不说话，并不代表无话可说，而是梅贻琦内心丰富、深思熟虑的表现。梅贻琦在任何场合都是听得多说得少，就是在不得不发言时，也是把话说得很慢，但逻辑非常清晰，也很少有断然的结论，因此，他总能集思广益，择善而从。清华人评价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认为，“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注重实际行动，不屑于夸夸其谈，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他本人从来没有冠名“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也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

　　梅贻琦有句话经常为人引用，“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以教师的高尚品行作为前导去引导学生，久而久之，学生便自然地受到感染，也去向高尚靠拢，可达到“不为而成”的效果。这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也是教学的应有之义。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可以说毕生与他的大学结合在一起，把自己当做躬耕的劳夫。执掌清华期间，梅贻琦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简朴好学的校风。他说，这样做一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无纨绔习气，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作为一校之长，他总是以身作则，为师生做出表率。他主动放弃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拉两吨煤、免费雇佣家庭帮工等待遇，妻子只得去摆摊卖糕点补贴家用。

　　抗战时，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一年四季就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袍，当时他的方针就是一个字——省。他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仁生活极为清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育人不辍，大师辈出、灿若星辰。

　　1941年7月的一天，梅贻琦与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等正在成都办公事，突然接到来电，说政府要在联大召开一个教育会议，请示他是否参加。梅贻琦一看办事日程，决定择日返回昆明。可是，到了开会前一天晚上，还不见梅贻琦的踪影，学校会务处就按照他不参加会议做了准备。就在大会开始前的20分钟，梅贻琦却一脸疲惫、灰头土脸地出现在会场入口处，边走边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来晚了……”

　　原来，成都一位在航空公司上班的朋友早为他联系了飞机票，但梅贻琦又得到一个搭乘邮政车的机会。他心想：反正时间充足，坐邮政车比乘飞机要为国家节省好几百块钱，何乐而不为呢？就退了订好的飞机票。没想到邮政车在路上出了毛病，梅贻琦只得连日连夜转车，一路上还要遭受日军空袭之危险、山路颠簸之苦累，还好及时赶到了会议现场。

　　梅贻琦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担任过系主任、教务长、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大学校长等要职，但始终公私分明，绝不苟取分文。晚年患病住院，甚至无力支付医药费，靠清华校友募集了部分资金，才渡过了难关。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面没有任何值钱的财物，有的只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古人云：“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梅贻琦对此阐释为：“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这位寡言校长，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什么才是君子之风、万世师表。（石顺江）